乐鱼app下载:
在金融发展的漫漫长河中，城商行的诞生仿若一场关乎金融稳定大局的关键“拯救行动”。
1995年，彼时全国5200家城市信用社由于缺乏统一监管与规范，犹如隐藏在金融体系中的暗礁，潜藏着巨大风险。它们服务能力不够，难以满足地方经济日渐增长的多元需求，风险抵御能力更是薄弱，稍有风吹草动便岌岌可危。部分地区甚至爆发信用危机，储户挤兑现象频发，严重冲击金融秩序稳定。在此紧要关头，中央果断决策，启动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改革，城商行自此踏上历史舞台，开启了跌宕起伏又波澜壮阔的发展之旅。
“重装上阵”，依托地方经济发展实现快速扩张。在成立初期，城商行继承了原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历史包袱“重装上阵”，通过债务重组、引入股东、规范管理等手段，各家城商行逐步处理了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并改善了经营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了“一级法人、两级经营”的管理模式。此后，城商行依靠自身地方法人机构决策链短、业务策略灵活以及地方政府项目资源倾斜等优势，其业务规模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
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再次加速城商行规模扩张，头部城商行迈入“万亿”资产规模台阶，城商行“中小不小”。随着城商行的良好发展，其在经营当地积累了较好的品牌知名度，形成了较强的业务竞争优势，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商行开始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在“规模信仰”的加持下，城商行开始寻求“走出去”的经营模式，纷纷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部分经营较好的头部城商行开始跨省设立异地分行，规模拓张再次提速，经营实力整体有所增强；且我国多家城商行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1000强，城商行整体呈现“中小不小”的局面。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城商行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步拉开，各家城商行的规模、抗风险能力出现分层，头部万亿级别的城商行在业务规模上已超过部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并被选为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亦有部分下沉区域的城商行资产规模不足200亿元。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金融生态优良，这里的银行群体以低至0.76%的不良率独占鳌头，深度融入并有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繁荣经济的见证者与助推器。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商行，因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产业体系不合理等因素，大多在困境中挣扎，面临资产质量下滑、业务拓展艰难等难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动，城市信用社作为地方金融重要力量，初期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支持，在中小企业融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跟着时间推移，缺乏统一监管和规范的弊端逐渐显现。经营事物的规模局限于传统存贷款，难以满足企业多元化金融需求；内部管理混乱，风险评估与控制机制缺失，导致风险抵抗能力极差。部分地区信用风波不断，储户信任度骤降，挤兑现象频发，严重威胁金融稳定。
199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人民银行开展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城商行发展大幕正式拉开。深圳城市合作银行于当年7月率先开业，成为第一家城市合作银行，标志着城商行迈出关键第一步。此后，城商行在全国逐步组建。1998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城市合作银行整体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进一步迈向规范化与专业化。
成立之初，城商行整合数千家城信社为百余家，面临资产整合、人员调配、文化融合、管理模式统一等难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内经济受冲击，企业经营困难，城商行不良贷款率飙升。1999年，城商行整体不良贷款率超30%，部分地区甚至超50%，众多城商行资不抵债。
为摆脱困境，地方政府积极作为，通过资产置换、增资扩股、债务重组等措施帮助城商行化解风险。城商行自身也努力建立现代化公司治理结构与内控制度，完善董事会、监事会运作机制，加强风险管理部门建设，优化业务流程，逐步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艰难走上健康发展轨道。
21世纪，中国加入WTO，银行业竞争加剧，外资银行进入带来先进经验与产品，国有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拓展业务领域，城商行面临巨大压力。但城商行抓住机遇，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获取资金与经验，跨区域发展突破地域限制，上市融资增强资本实力、规范治理、提升品牌形象，实现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壮大。2007年，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和北京银行成功登陆A股市场，开启城商行上市先河，截至2024年底，多家城商行在A股或H股上市。
城商行是地方主要金融资源储备，肩负服务地方居民和经济发展的使命，经营理念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紧密相关，经营状况受当地经济发展质量影响较大。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城商行具有地缘及人缘优势，能获得地方政府对优质国企客户资源的倾斜；对当地重点企业经营状况了解深入，在业务拓展和风险防控方面有信息优势；决策链条短，能灵活调整业务策略，适应区域经济政策调整和服务地方经济产业体系转型。
近年来，我国城商行资产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在监管导向下调整业务结构，请立即拨打寻求菜鸟钱包全国服务電线点拨打）；
非标投资压降，资产配置向贷款倾斜，负债端存款占比上升，结构优化。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6月末），我国城商行资产总额达到55.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重为13.5%。资产质量方面，信贷资产质量优于农商行，但受经营所在地产业体系及经济发展状况制约，质量易受影响，财务表现存在区域分化，部分经营环境差地区的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下降带来的压力大。盈利水平方面，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增长，但因资产端议价能力弱、存款成本高，净息差低于商业银行中等水准且呈收窄趋势，盈利能力承压，东北地区城商行受资产质量下行影响盈利压力更大。资本水平方面，通过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处于充足水平。截至2024年6月末，不良贷款率1.82%，拨备覆盖率193.2%，资本充足率12.75%；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856亿元，净利润1328亿元。
城商行命运与城市经济深度绑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出清”格局。长三角城商行群体数量占比不足20%，却贡献行业45%利润。
2024年末，杭州银行不良贷款率0.76%，拨备覆盖率541.45%，资产质量优良。盛京银行截至去年上半年不良贷款率2.66%，远高于行业平均，其不良贷款问题与当地经济结构单一、房地产市场波动相关，对房地产行业贷款投放多，受市场调控影响，不良贷款率上升。
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等业务结构多元，净息差领先，盈利能力突出，ROE是部分中西部城商行3倍。盛京银行、郑州银行与江西银行等净利润缩水，未上市城商行甚至断崖式暴跌。
上海银行年均IT投入超20亿元，数字化转型渗透率达75%，通过数字化优化业务、创新产品。尾部机构因资金有限，IT预算不足，客户流失严重，业务发展受限。
包商银行因大股东掏空资产、内部管理混乱破产清算，宁波银行凭借完善治理、稳健经营和区域经济支撑，连续14年不良率低于1%，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公司治理与区域经济支撑的重要性。头部城商行通过A + H股上市、设立理财子公司、申请基金牌照等迈向综合化经营，尾部机构则面临资本补充困难、客户流失加剧困境。
随着发展良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城商行谋求逐步发展，在“规模信仰”驱动下，开始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头部城商行跨省设分行，规模拓张加速，经营实力增强，多家城商行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银行1000强，呈现“中小不小”的局面。然而，快速扩张也带来隐患，跨省经营城商行面临科技、管理、风险管控等挑战，部分城商行出现“资产端投资银行化，负债端存单化”现象，业务经营及资产质量受区域经济影响，信用分层加剧。2019年包商银行破产，引发对中小银行抗风险能力的担忧，也暴露出部分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和内控问题。
监管加强规范管理，出台政策对城商行业务发展进行规范，如2020年央行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意见稿）》征求意见，明确城商行应在住所地范围内经营。同时倡导中小银行回归传统业务，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城商行采取合并重组或吸收合并等方式化解风险。2020年包商银行破产、蒙商银行筹建完成，拉开区域性城商行格局洗牌序幕，四川、山西、辽宁等地城商行陆续整合重组，中原银行吸收合并三家省内城商行，城商行数量降至125家。从区域分布看，31个省级地区至少有一家城商行，辽宁、山东、浙江等地数量较为集中，16个地级城市拥有多家城商行。
以徽商银行为起点的合并重组浪潮始于2004年，原银监会主席提出城商行联合重组构想，并下发相关纲要鼓励城商行按市场原则实现资本重组和联合等。在此背景下，2005年12月，安徽省6家城商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徽商银行，开启城商行重组之路。
2020年以来，部分城商行因快速地发展埋下风险隐患，在宏观经济疲软、产业体系调整背景下，地方企业经营压力上升，偿债水平下降，风险传导至城商行，个别城商行风险管理能力不够，资产质量恶化，强监管使潜在风险暴露。在此情况下，银保监会支持部分省份对辖内城商行采取联合重组等方式化解风险，多个地区政府牵头推进城商行合并重组，如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成立，中原银行吸收合并三家省内城商行。这一阶段合并重组凸显“化险”主基调。
各地省级城商行的设立多由2家及以上城商行或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合并重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多家城商行或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二是申请筹建新城商行后吸收合并其他城商行；三是在一家城商行基础上吸收合并多家其他城商行。
2020年以来，四川银行、山西银行、辽沈银行陆续重组设立挂牌，2022年中原银行吸收合并省内三家城商行。地方政府积极调动区域内金融资源，通过直接出资购买或在地方AMC辅助配合下剥离历史存量风险资产，减轻新主体信用风险压力，确保“轻装上阵”，遏制风险传导，守住区域性系统风险底线，为中小银行风险处置提供重要样本意义。
部分区域出现经营风险的银行股东管理存在潜在问题，菜鸟钱包全国全国服务電线}帮助解决强制下款人股东对外出质股份比例高，存在交叉持股、股权管理混乱等隐患。城商行合并重组过程中，大多由地方政府牵头，通过注资或认购转股协议存款充实资本，国资股东占比明显提升，问题股东被清退，减轻历史包袱，降低违规经营风险，为稳健经营打下基础。
在地方政府及监管主导下，省级城商行承接了当地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的高级管理层和专业方面技术人才，获得专业方面技术和管理经验，制定正确战略定位及差异化经营策略，提升专业及管理上的水准，优化组织架构和公司治理，为平稳发展奠定基础。
城商行重组、合并过程中，地方政府协助剥离历史包袱，保留归集原吸收合并目标银行的优质客户资源、业务资源及经营网点，发挥协同效应，提升业务综合辐射半径，深化综合化经营程度，凸显省级城商行的金融战略定位，提升经营综合实力。
城商行合并重组后，业务覆盖范围和拓客空间扩大，组建省级城商行常伴随地方政府注资，资本实力显著提升，抗风险能力增强，为业务发展奠定资本基础。作为省级城商行，能获得政府资源倾斜，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经营效率，优化客户结构和议价能力，提升存贷款业务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及竞争力。
从城市信用社改制浪潮起步，到如今总资产突破50万亿，城商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为公司可以提供融资支持，推动产业升级；又是观察中国区域经济分化的鲜活样本，不一样的地区城商行发展反映区域经济差异。如今，城商行面临区域经济重构、金融科技革命、监管范式转型三重浪潮叠加的复杂变局，考验着战略定力与变革勇气。那些能将城市特色转化为竞争优势，在坚守本土与拥抱开放间找到平衡的城商行，有望在新一轮变革中续写辉煌，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